第三节|主要危险因素

慢性病的发生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或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风险较高的人群在不利的环境因素作用下易患病，发病年龄提前，且病情可能更严重；但遗传易感者如果能够遵循合理的健康生活方式，避免和减少环境危险因素暴露，则可能不发病或晚发病，即使发病其病情也可能较轻，预后较好。遗传风险较低的人群，如果长期暴露于不良环境或具有不良行为方式，仍可能患病。

一、超重和肥胖

WHO建议18岁及以上成人正常体重指数(bodymassindex,BMI)的范围为18.5～24.9kg/m²,等于或大于25kg/m²为超重，等于或大于30kg/m²为肥胖。WHO的标准是以欧美白种人为基准制定的，而亚洲人群体型相对偏小，同等BMI水平下体脂含量更高，因此该标准可能会低估我国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根据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我国以24kg/m²和28kg/m²分别作为超重和肥胖标准的切点。2022年，全球超过3.9亿名5～19岁儿童和青少年超重或肥胖；18岁及以上成人43%超重，16%肥胖。自1990年以来，全球成人肥胖增加了1倍多，青少年肥胖增加了3倍。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正面临“双重疾病负担”,这些国家在应对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同时，也正经历着超重和肥胖等慢性病高危因素迅速增长的态势。同一国家、同一社区甚至同一家庭内营养不良和肥胖共存的情况并不罕见。我国人群中超重和肥胖患病率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2018年，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34.3%和16.4%,男性超重率和肥胖率皆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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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和肥胖对血压、胆固醇含量、甘油三酯含量、胰岛素抵抗和血管弹性等均会产生不利影响。随着BMI升高，2型糖尿病、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升高。高BMI同样也增加了乳腺癌、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肾癌和食管癌等癌症的发病风险。儿童肥胖会显著增加成年期肥胖、多种慢性病、早逝和残疾出现的概率。

二、行为因素

(一)吸烟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9》数据显示，烟草每年夺去超过800万人的生命，约占全球慢性病所致死亡的五分之一，其中有700余万人直接使用烟草，约130万人属于接触二手烟雾的非吸烟者。吸烟是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众多慢性病的危险因素。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烟草对健康的危害，众多高收入国家的烟草使用量已开始减少，但是烟草消费在中、低收入国家仍然较为普遍。2018年，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现在吸烟率为26.2%,男性(50.0%)高于女性(2.1%),农村(28.2%)高于城市(24.3%);现在吸烟者中日均吸烟量为15.4支。

戒烟能够降低吸烟相关疾病发生以及死亡风险，提高生活质量，延长期望寿命，且戒烟年龄越早获益越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于2005年2月生效，有186个缔约方参与其中，覆盖全球90%以上人口。2008年，WHO提出采用MPOWER控烟策略，即监测烟草使用(monitor)、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危害(protect)、提供戒烟帮助(offer)、警示烟草危害(warn)、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与促销(enforce)、提高烟税(raise)。

(二)过量饮酒

过量饮酒会增加高血压、脑卒中等疾病的发病风险，是导致过早死亡和伤残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WHO将男性日均酒精摄入量≥41g、女性日均酒精摄入量≥21g定义为过量饮酒。根据WHO报告，2019年全球15岁以上人群人均年饮酒量达5.5L(折算成纯酒精),每年因过量饮酒导致300万例死亡，占所有死亡数的5.3%,由过量饮酒导致的全球疾病和损伤负担比例达5.1%。特别是在20～39岁年龄组，约13.5%的死亡是因过量饮酒造成。2018年，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过去12个月的饮酒率为39.8%,日均酒精摄入量为20.4g,饮酒者中过量饮酒率为14.3%。无论是饮酒率、酒精摄入量还是过量饮酒率，男性皆高于女性；城市居民的饮酒率与日均酒精摄入量高于农村居民，但农村居民饮酒者中的过量饮酒率要高于城市居民。

(三)不健康膳食

合理营养是健康的物质基础，而平衡膳食又是合理营养的根本途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9》的数据显示，不健康的膳食每年导致近800万人死亡。不健康膳食与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生有密切的联系，但不同的膳食因素对疾病的影响不同。

盐摄入量是血压水平和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重要决定因素，约30%的高血压是由摄入食盐过多导致的。来自不同国家的数据表明，多数人食盐摄入量远高于推荐量。《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

况报告(2020年)》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的烹调盐摄入量为9.3g,远高于指南推荐的5g以下。

脂肪是人体能量的重要来源，可提供必需的脂肪酸，有利于脂溶性维生素消化吸收。但脂肪，特别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摄人过多，是肥胖、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等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有证据表明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能增加冠心病的发病风险，若改用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则可以降低风险。

各类未经特殊加工(如腌、晒、泡制等)的新鲜蔬菜和水果水分多、能量低，全谷物食物膳食纤维多，是人类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质的重要来源。富含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膳食对保持身体健康、维持肠道正常功能、提高免疫力、降低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各国膳食指南都强调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摄入种类和数量，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居民每日应摄人300～500g蔬菜、200～350g水果以及50~150g全谷物和杂豆。

食品中的污染物暴露也和一些慢性病的发生有关。食品中的黄曲霉毒素能够污染谷物和坚果，食用后可致肝癌。鱼、肉类食品在煎、炸等烹调过程中会产生杂环胺类物质，有致突变和致癌作用。食物在火上烟熏、煎烤时，有机物经高温分解和不完全燃烧可形成多环芳烃类化合物，进入哺乳动物细胞后经代谢活化成为高毒性代谢产物，能不可逆地损伤生物大分子，与消化系统肿瘤的发生有关，同时也增加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发病风险。

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整体膳食模式对慢性病发生和死亡的影响。研究表明，健康的膳食模式一般富含新鲜蔬菜、水果、全谷物食物、坚果和豆类，而较少食用超加工食品 (特别是加工肉制品)、含糖饮料、油炸食品、高油高糖高盐食品。

(四)体力活动不足

体力活动是指由骨骼肌肉产生的需要消耗能量的身体动作。锻炼是体力活动的一部分，涉及有计划、有条理和反复的动作，目的在于增进或维持身体素质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经常和适度的体力活动能够改善肌肉和心肺功能，降低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多种癌症以及抑郁症的风险，对能量平衡和体重控制具有重要作用，而体力活动不足显著增加多种慢性病及死亡风险。WHO将体力活动不足定义为一周(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时间×2+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不足150分钟。2016年，全球约28%的18岁以上成人(男性23%,女性32%)体力活动不足。在高收入国家，男性和女性体力活动不足的比例分别为32%和42%;在低收人国家，这一比例则分别为13%和19%。2018年，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体力活动不足比例为22.3%,男性(24.4%)略高于女性(20.2%),城乡之间无明显差异(分别为22.0%和22.6%)。

三、环境因素

(一)空气污染

无论是室外空气污染还是室内空气污染，都是全球各个国家的主要环境卫生问题。根据WHO估计，室外空气污染每年导致约420万人过早死亡，其中约37%死于缺血性心脏病和脑卒中，18%死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23%死于急性下呼吸道感染，11%死于呼吸道癌。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主要包括PM₂s与PM10,即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μm或10μm的颗粒)的主要成分是硫酸盐、硝酸盐、氨、氯化钠、黑炭、矿物粉尘和水，包括悬浮在空气中的有机物和无机物的固体和液体复杂混合物。长期暴露于这些颗粒物可增加罹患心血管、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肺癌)的风险。空气中其他影响健康的污染物还包括臭氧(O₃)、二氧化氮(NO₂)和二氧化硫(SO₂)等。同时，全球约有21亿人仍在明火和开放式炉灶中使用固体燃料进行烹饪和取暖，这种低效的烹饪燃料和取暖方式会产生大量对健康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WHO估算，室内空气污染每年导致约320万人过早死亡，其中32%死于缺血性心脏病，23%死于脑卒中，21%死于下呼吸道感染，19%死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6%死于肺癌。

(二)其他环境因素

其他一些环境因素，包括水和土壤环境污染物(如重金属、新污染物等)以及电离辐射等也与慢性病的发生有关。电离辐射可以增加某些癌症的发病风险，能诱发白血病和多种实体肿瘤。过度暴露于紫外线辐射可导致多种皮肤慢性病变，如皮肤恶性黑素瘤、鳞状细胞癌、基底细胞癌和光老化等。氡暴露是造成肺癌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烟草暴露，其所致肺癌约占肺癌总数的3%～14%,具体取决于氡的暴露水平。此外，气候变化对慢性病的影响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表明，极端气候(如高温和低温)可增加短期和长期的心血管疾病风险。

四、职业因素

一些职业人群的工作性质决定其会长期暴露于某些危险因素。职业过程中可能接触到的职业致癌物与肺癌、膀胱癌、喉癌、皮肤癌、白血病及鼻咽癌等有关，如间皮瘤在很大程度上与石棉暴露有关。同时，越来越多的职场人群伏案工作，久坐而体力活动时间较短，工作时间长且压力大；倒班人群由于长期在白班与夜班之间转换，昼夜节律相对紊乱。这些与职业相关的不健康行为或有害因素会增加从业人员发生慢性病的风险。

五、遗传因素

几乎所有的慢性病都有遗传因素的参与。家系研究和双生子研究均证实了遗传因素在多种慢性病发病中的作用。随着分子流行病学与遗传流行病学的发展以及人类基因组学的建立，越来越多的疾病遗传易感位点被发现，很多慢性病的遗传机制得到了深入研究。

六、其他因素及多因素综合作用

精神心理因素也是影响慢性病发生的因素之一。目前研究普遍认为两者之间的关联是双向的。一方面，精神心理疾病(如抑郁症)会增加病人的不良行为，产生不良生活方式，从而使慢性病发病风险升高；慢性病病人合并精神心理疾病会降低其治疗的依从性，间接导致死亡风险升高。另一方面，慢性病带来的生理和经济负担也可能引起或加重精神心理疾病。

某些慢性病(特别是癌症)可能与病原体感染有关，或者由慢性传染性疾病演变而成。如肝癌与长期慢性活动性乙肝有关，胃癌与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pylori,Hp)感染有关，子宫颈癌与人乳头瘤病毒(humanpapillomavirus,HPV)感染有关。在某些国家，血吸虫等寄生虫感染增加了罹患膀胱癌的风险，肝吸虫感染增加了胆管癌的风险。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感染导致的癌症病例数占比30%左右，这些感染大多可以通过接种疫苗和避免病原体传播得到预防。如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工作后，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加权患病率从1992年的9.8%下降到2014年的2.6%。近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批准HPV疫苗用于女性子宫颈癌的预防。

慢性病的发生与流行往往是多个危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多个因素的作用常常不是单个因素的简单相加，其相互作用的模式比较复杂。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群体各不相同。因此，研究多个危险因素对疾病发生的协同作用及其作用方式十分重要，如基因环境交互作用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此外，一种危险因素也会导致多种慢性病的发生，针对某一种危险因素实施干预可以对多种疾病的预防与控制产生积极影响。

来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员朱医

发布于：北京市